富士康農民工的生活方式某個程度是「疏離都市狀態」，社會互動機會匱乏。是怎樣的結構限制，讓深圳富士康的農民工產生了這樣的生活狀態？研究發現普通工人在深圳成家落戶的經濟門檻非常高，中國的打工體制不利於新生代農民工的關係網絡拓展與社會資源累積，而富士康諸多部門的勞動控制以行使專制權力來獲取工人的從屬性，有意識地打散工人可能的社會連帶，加劇打工體制對於民工社會生活的壓迫。我們認為受社會資本理論啟發、對於大陸社會網絡之資源流動功能的樂觀期待，在解釋新生代農民工之生活結構上，具有相當程度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