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772-846）三十五歲寫的〈長恨歌〉，受到主情的唐人無比喜愛；到了愛說理、好議論的宋（996-1279）人眼中，無疑是紊亂綱紀倫常的詩篇。 宋人因為理學思潮、社會政治、倫理道德…等諸多因素，翻轉唐人對〈長恨歌〉的理解與接受。本書從理學的滲透發現，宋人事事說理，倫理道德、三綱規範，都繞在一個“理”字。程頤(1033-1071)對孤孀家貧，無以為生，是否可嫁之問，那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回答，已經架空了人對基本需求的重視。南宋滅亡，勢所難免。 蘇軾（1036-1101）、黃庭堅（1045-1105）並稱於宋詩壇；但朱熹(1130-1200)批判蘇軾不遺餘力，對黃庭堅卻以涪翁讚美周敦頤（1017-1073）的「光風霽月」回贈山谷。因為山谷是孝友行。難道蘇軾不友愛弟弟蘇轍（1039-1112）嗎?蘇軾創作比較恣情任性，好譏評嘲罵恐怕是主因。本書從宋人筆記與詩話，探討宋人對〈長恨歌〉接受態度轉變的原因。發現這是哲學思潮、政論黨爭，個人恩怨、師門壁壘…等諸多因素的投射。 〈長恨歌〉在唐、宋接受態度的轉變，是兩代人生意趣、君臣倫理、社會價值、政論黨爭的遞變的軌跡。詩人創作，是社會的一面鏡子；文學接受，是社會集體的心靈。理學風盛的宋朝，事事都要稱理，半夜鐘聲不合事理，菊花飄落也不合理，杜牧說「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宋人說不識大體，也不合倫理…。宋人眼中的〈長恨歌〉，已經如鹽水般的理學滴漏，聲聲敲在夜歸人的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