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理由的追问，人性论对于人及其文化存在来说，具有始源性和本然性的前提意义。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差别，体现着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人性论上的分野。着眼于人的肉体存在，把人的生物学规定作为人性尺度和人的内在本质的立场，在思想史上一般表现为“性恶论”立场。着眼于人的精神存在，对人性的预设则在思想史上表现为“性善论”的立场。不同的人性论立场说到底乃是从不同的视野审视人性的结果。性善论体现着价值视野，性恶论则体现着理性视野。从发生学角度看，中西人性论的分野植根于中国的农耕文化与西方的海洋文化之间的差异。从历史上看，不同的人性论预设带来了不同的历史文化后果。西方文化理性视野内的性恶论立场，导致了现代性语境下人由自我肯定到自我否定的启蒙辩证法。中国文化价值视野内的性善论立场，则引发了社会变革工程中的“乌托邦”悲剧。这种立场往往满足于从应然的理想目标出发，在理念的范围内建构一种完满的尺度，而忽视了它的经验的可能性，从而陷入虚幻的空想。为了克服不同人性论预设上的各自缺陷，从而避免实践层面上的误区及其负面后果，应当实现理性与价值的整合。应当承认，在寻求德治与法治的互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协调方面，人类已经做出了实践上的尝试和努力。但是，这种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看待人性论的不同预设及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