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一詞出自先秦古本《大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至宋人程、朱之後認為古本《大學》「格物致知」的內容有所亡闕、錯簡，朱子因而作〈格物補傳〉。而明代陽明以恢復聖學為理想，他認為朱子〈格物補傳〉之說容易使人窮索在文字的知識上，無法實踐聖學。因此，陽明「格物致知」的詮釋未依朱子〈格物補傳〉而以古本《大學》為定本。但是，古本《大學》的問題有二：一是作者至今仍未有定論，二是內容疑有亡闕、錯簡。這兩個問題使得後學對於陽明「格物致知」之說是否符合古本《大學》眾說紛紜。 筆者認為，陽明「格物致知」未合於古本《大學》之說，是從「考據義」的面向而說，而考據問題今已不可考。從「實踐義」的面向來說，陽明把握古本《大學》的主要宗旨，並自我體證「致良知」是聖學的實踐工夫。 總之，本書探討陽明「格物致知」與古本《大學》的關係以釐清陽明「格物致知」的詮釋。從「言」的層次上說，陽明「格物致知」繼承古本《大學》；從「道」的層次上說，陽明「格物致知」發微於《論語》、《孟子》、《中庸》、《易傳》以及落實於自身的實踐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