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围绕盗窃罪边界变化的方式、变化的原因以及对刑法适用的影响，通过对盗窃罪个罪的比较法研究，从刑法分论的角度重新思考刑法上法益保护范围的变化、起刑点的设置和司法解释与立法的关系等问题。具体言之，盗窃罪的边界有三种变化方式，分别是盗窃罪的边界上衍生出新犯罪、盗窃罪自身适用范围扩张和以盗窃罪为中心的财产犯罪联合。第一，盗窃罪是最早出现的财产犯罪之一，随着财产的利用形态由供个人使用发展到商品交易的对象，委托、借贷、交换等财产活动中，权利人对财产享有的权利需要刑法提供保护。第二，盗窃罪边界的变动不仅表现为向外衍生出新的罪名，且表现为盗窃罪自身适用范围的变化。第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盗窃罪的边界不断膨胀，从最初的盗窃罪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以盗窃罪为中心的财产犯罪体系。在几个世纪中，为了使法律明确，法院不断地努力澄清盗窃罪的边界，划清盗窃罪与其他财产犯罪的界线，但是成效有限。为了消除法律适用的漏洞和重叠，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现了盗窃罪和相关犯罪联合的立法现象，盗窃罪和美式贪污罪、虚假陈述罪等相关犯罪不再区分，而是联合为统一的“大盗窃罪”。本书的结论是，通过对盗窃罪边界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刑法尘命的章法。刑法的生命力之源是内容不断丰富的法益；刑法的生命轨迹是刑法规范越来越精确，犯罪门槛越来越低；司法解释推动着刑法的成长。